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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达仁:台湾著名主持人曾参加春晚2018年花60万赴瑞士安乐死

在2019年2月,一段视频被发在了国内外的网络上。而随着视频的广泛传播,人们对视频中主人公行为的讨论也愈发激烈。

这段视频拍摄于2018年6月7日,在视频开始的画面里,几个身穿深色正装的人正围坐在茶几之前,聊天,唱歌。

在场的气氛似乎很好,人们面上都带着笑容,房间里还布置了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和许多鲜花。

看上去,这像是一个祥和的家庭聚会。可坐在主位上的老人那奇怪的脸色却为这幅和谐的画面添上了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他虽然兴致勃勃的和周围人聊着天,但脸色却始终都不是很好看。眉宇间更是带着夹杂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色彩。

在老人数次催促:“什么时候开始”之后,这幅和谐的画卷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气氛霎时间凝固了下来。

老人干脆利落的回答道:“好了。”可下一秒,他又紧张到结巴的说:“一口吞吗?两口、两口可以吗?”

金发女士耐心的解释道:“可以的,两口或者三口都可以,你尽可能快一点吞下去。”

之后,老人又紧张​的​问了几个问题。有些问题他甚至反复问了两到三次。而那位女士则是非常温柔而耐心​的​一一为他解答。

在交谈结束后,老人端着从女士那里接过的杯子,强撑出笑容,对着镜头说道:“再见,Farewell so long”。

在家人唱的圣歌声里,老人把杯子中的液体喝完了。他身旁的年轻男子动情​的​说:“爸,我们爱你。”

而其他人则是纷纷夸赞他好棒,为他鼓掌。而那个老人则是安静​的​倒在了他身旁的年轻男子的怀里。

这段视频为什么会有着这样诡异的氛围,视频中的老人为什么要对着镜头说再见,同时,这样一个视频又为什么会引发人们的激烈讨论呢?

原来,这是一段“安乐死”的录像,是我国台湾省著名主持人傅达仁的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傅达仁出生于1933年,虽然他的父亲傅忠贵是高级将领,但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而在他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作为鲁北游击军总司令在敌后战场上牺牲,埋骨于黄河岸边。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重新修葺了遗族学校,在1946年进行招生时,傅达仁才因为英烈遗孤的身份而被招入校,安定下来。但在解放战争后,他又被裹挟到了台湾。

因为傅达仁是英烈的遗孤,所以台湾省政府每年都会给他一定的生活费,可这也仅仅只够他维持生活。为了改变命运,他在校期间一直十分努力,最终凭借自己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在大学期间,傅达仁因为自己一米八几的身高被学校篮球队相中,成为了校篮球队的一员。在数年的训练后,他走上了体育的道路。

在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后,他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在顺利退役后,他转型为篮球教练。

但没过多久,生性活泼爱动的傅达仁就不满足于教练的工作了。于是他向队伍申请转型为体育主播。

口才出色,诙谐幽默又有着体育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傅达仁很快从一众主播中脱颖而出。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还转型和沈春华一起主持过台视综艺节目《大家乐》,并借此荣获金钟奖优良综艺节目奖。

在饱受台湾民众喜爱的同时,傅达仁也深受大陆观众认可。因为,受他父亲在一言一行之间的熏陶,他成长为了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在傅达仁成名后,他曾多次奔赴黄河两岸找寻父亲遗骨,虽然并未能如愿,但他在祭拜父亲时说过:“父亲英雄,儿子好汉,全家爱国!”

此外,在他给别人的留言本上,曾经写过:“团结奋斗救中国,中国一定强!每个人都要爱国,没有国哪来家?署名:爱国者傅达仁。”

在1991年除夕夜,傅达仁更是被邀请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表演了串场节目“山东大实话”。

凭借着爱国情感的共鸣与专业的能力,傅达仁很快也在大陆收获了一大批粉丝。自此,一句对他的赞美流传开来,即:“大陆宋世雄、台湾傅达仁”。

虽然大节无亏,但在私生活上傅达仁却一直是遭人非议的。因为,他在感情生活中是一个滥情而不道德的男人。

在档案里,傅达仁只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饶梨珍,二人在婚后一段时间不久后就和平分手了。第二任妻子叫郑贻,二人的婚姻持续到了傅达仁生命的尽头。

但面对媒体采访时,傅达仁却曾得意洋洋​的​说:“我有2.5段婚姻。”而这剩下的0.5段婚姻,就是他被人非议的根源。

原来,在傅达仁五十多岁那年,他认识了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在已婚的情况下,对那名少女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在追求成功后,还和那名少女一起有了一个孩子。

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家庭层面,从道德角度还是从法律意义上,他的这段感情都可以说是极其不应该发生的。

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下,他竟然还得到了妻子郑贻的原谅。并把那名少女接到家中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虽然情场得意,事业顺利。但正所谓“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无论是什么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

在傅达仁83岁那年的一天,傅达仁突发高烧,且久治不愈。在他前往医院后,查出患有胆管阻塞。这种病虽然严重,但并不致命。只需要装上体内支架,就能够正常生活。

可在傅达仁前去更换体内支架的时候,医院检查却发现傅达仁患有胰脏癌。在现代医学的范畴内,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胰脏癌的根治方法,在最新的数据中,这种病的五年存活率不足百分之七。

虽然傅达仁一直在配合治疗,但在医疗技术的局限下,效果并不是很好。很快,曾经体重一百四十多斤,高大健壮的傅达仁在病痛的折磨下变成了一个体重不足九十斤,甚至无法自己完成穿衣吃饭的枯瘦老人。

很快,不堪其扰的傅达仁向家人提出了想要安乐死的想法。但他的儿子傅俊豪果断​的​拒绝了——只要有一丝希望,他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父亲放弃治疗。

在此期间,即使出席儿子的婚礼,傅达仁都需要在止痛剂和营养针的维持下才可以做到。而面对父亲整日的絮叨与请求,傅俊豪最终被说服了。

后来,面对媒体采访时,他说道:“与其看到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被病痛折磨​的​不成人形,不如尊重他的意愿,让他有尊严​的​离开。”

但在2016年年底,傅达仁希望能通过安乐死让父亲离世的请求被驳回了。无奈之下,傅达仁和家人只能来到了法律程序上允许接受安乐死的瑞士。

安乐死一词在我国古代并无根基,而对于安乐死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

有的城邦里允许失去生产能力是老人“自由离世”,在斯巴达人的族群中,更是连带有先天疾病的孩童都会被“解除痛苦”。

但不管是哪种起源,都并不光彩。而在二战期间,安乐死更是成为了纳粹用来进行种族灭绝的工具。

其实瑞士是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完全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在瑞士刑法的第114条中明确规定,“受托杀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即使是他人请求你帮助他进行安乐死,也同样是违法的。

但可笑的是,紧接着的第115条中便规定,“干预他人自杀并非唆使、引导且出于自私动机者,不负刑事责任”。

其实,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西方的很多制度在褪去神秘面纱后,其实并不具有先进性。在过去,我们总是对西方以一种仰视的态度去思考,却常常忽略了一些很基础的事情。

例如,很多西方国家是在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世纪才步入封建社会的,他们传统的习惯法里连政府的公共责任都不曾涉及,又怎么可能称得上先进呢?

因为这个漏洞,在瑞士,只要最后一步是进行安乐死的本人亲自完成,就可以绕过法律的约束。

而这小小的两行法律条文,便在瑞士催生出了巨大的利益链条——瑞士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帮助他国人员进行安乐死的国家。

而这门生意却是足以被称为无本万利的。据笔者了解,外国人在瑞士接受正规合格的安乐死的费用是一万瑞士法郎,经过汇率换算约为七万人民币。而这还仅仅是死亡本身,不包含附加费用。

而既然都选择安乐死了,又怎么可能会不舍得花钱呢?据傅达仁死前透露,为了他的安乐死,他支付了共计约六十万人民币的费用。

而瑞士的组织付出了什么呢?仅仅是一个场地,一些人工和一杯无痛的毒药。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仅仅是傅达仁所去的瑞士的“尊严诊所”,就为两千多人提供了“安乐死”的服务。​暴利​程度,可想而知。

而在2017年11月19日的采访中,傅达仁透漏,在第一次来到瑞士后,他取消了自己安乐死的进程。在采访中,他说道:“本来说好谈话结束后就进行,但是我取消了,因为我舍不得他(儿子)。”

在2018年,傅达仁来到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接受治疗。在治疗无果后,不堪病痛折磨的傅达仁最终再次奔赴瑞士。

2018年6月2日,傅达仁一家飞往瑞士。 在到达瑞士后,傅俊豪曾经希望父亲能够如同上次一样,在家人的陪伴下打消进行安乐死的念头。于是,他带着父亲游玩了多日。

只是,这一次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病痛后,傅达仁彻底放弃了生的希望。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那段视频里的事件发生后,傅俊豪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虽然把那段视频存在了手机里,却不忍心去看。仿佛,只要不去看,父亲就仍然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他回家。

但最终,人还是要面对现实的。在傅达仁的​遗愿​的要求下,傅家人公开了那个视频。而在公开视频一段时间后,傅俊豪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好像能慢慢​的​理解父亲了。

他说:“在父亲去世那一刻,我的心很平静,平静地就像父亲只是睡着,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真的走了,也是这一刻,我们真正释怀,觉得这是对父亲最好的方式。”

或许,在傅俊豪的眼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春风满面的父亲也不应该成为最后被病痛折磨的样子,以“有尊严”的形式死去,也是一种解脱。

是在病痛中勇敢​的​和病魔​做​斗争,坚强​的​活下去更有尊严,还是花费重金寻求所谓的安乐死更有尊严呢?

虽然笔者并不反对傅达仁个人选择安乐死的结局,但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是绝不应当继续推进的。在我国,安乐死至今仍然被视作故意杀人罪而论处,而这无疑是合适且恰当的。

即使在比较理想的层面而言,安乐死也是一种极其懦弱的行为。何况,从比较现实的层面而言,安乐死合法化会带来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理想的层面上,安乐死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懦弱之举,它不值得用任何语言歌颂,更和一切高尚的原因毫无关系。

有人说,我选择安乐死不是因为害怕痛苦,而是为了给家人减少经济负担。有人说,我选择安乐死,是为了有“尊严”的死,而不是被病痛折磨​的​不成人形而死。

但无论哪种说法,本质上都是在偷换概念。如果你真的有勇气面对死亡,有勇气为了自己的信念面对一切,那为什么不敢选择自杀呢?

当然,自杀也同样是一个绝对不值得提倡的行为,此处用自杀举例仅仅是为了反驳安乐死的“尊严”论,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任何理由而放弃生命。

对于那些宣扬安乐死“体面尊严”的人而言,过于血腥而痛苦的自杀方式或许会不那么体面,但我相信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绝食。

绝食既不会在刚开始就对身体造成过于恶劣的影响,也不会在终止后有太大的后遗症。

而且,如果真的可以用信念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真的追求“有尊严”的死,那绝食绝对是最体面的选择,它也完全能证明你战胜死亡本能的勇气。

所以,说到底,选择安乐死的原因是什么?不管用什么高尚的理由包装和修饰,其根本都无非是“水太冷”的变种,仅此而已。而鼓吹安乐死的人,则更是其心可诛。

傅达仁在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也找过类似的借口。在2018年6月6日,傅达仁在确定要进行安乐死后,在网上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一句独白是这样写的:

“我按照上帝的指示,明天我要走到他的脚下跟着他走,我要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已准备好前往终点站,只盼不再为病痛所苦。”

在这​一句​中,傅达仁声称自己选择走向死亡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此外,在他临终前,还让自己的家人为自己唱圣歌,说:“都是上帝恩典。”

在基督教的教义当中,自杀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行为。因为,自杀是对神的亵渎,在神学家的解释里,自杀行为是极有可能导致死后“下地狱”的。

所以,如果傅达仁心中真的有但凡一丝一毫的对“上帝”的信仰或者对这方面有一些基础的常识,就绝不可能拿“上帝”来为他安乐死的选择站台,更不可能在自杀时还让家人高呼上帝——这无异于拍马屁拍到马腿上。

而这样一个像笑话一样的行为,却被当做大旗,当做“有尊严”的死去的典范。虽说死者为大,但就事论事,它的荒唐性和讽刺性对死者的身后名而言只怕并不光彩。

在现实层面上,一旦安乐死合法化,那么“被安乐死”的前景将很快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这绝不是所谓的阴谋论,而是可以理所应当​的​预见的未来。

笔者曾经在参加志愿者活动时走访过不少相关机构。这些机构往往美其名曰自己是“敬老院”,是“老人之家”。

但我亲眼见到过家人送来的保养品被管理者转手卖出,亲眼见到过低薪聘请的护理员是如何粗暴​的​对待那些老人,也亲眼见到过一个不是疯子的“疯子”。

那个老人边哭边对我说:“娃子啊,我上一个星期还有个大姐能说话哩,这个星期那个照顾我的大姐就不会说话了,我真的好害怕啊。”

顺着她指过去的方向,我看到一个呆呆​的​蹲在围栏边玩土的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立刻说道:“你还记得你家人电话吗?我这就帮你联系你家人,让他们把你接走吧。”

她却说:“他们巴不得我去死呢。我到哪里都是人嫌狗厌的,在这好歹还能活下去,就当我也是个疯子吧。”

那时,我第一次发现,人的眼睛是能承载很复杂的东西的。在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对生命的渴望,对青春的贪婪,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那里离开​的了​。但我直到现在仍然能够清楚​的​记得,那天中午是艳阳天,可直到走到外面的公路上,我仍然后背发凉。

那么,一旦安乐死合法化。那些无法发声,和外界渠道联系几乎被断绝的老人,或者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当他们在表面上选择安乐死的时候,谁能确保他们不是“被安乐死”了?

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旦安乐死变成了合法化的行为,那必然会在舆论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或许十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二十年后、五十年后呢?

当一个行为合法化,在下一代成长的价值观构建中它必然会有着更大的影响。很多政策的抽象意义与深远影响远不是短短几年的现实生活所能反映的。

当死亡变成一个唾手可得而轻松的选项的时候,谁又能保证用死亡来逃避生活的沉重责任不会成为安乐死的发展方向呢?

作为生活水平极为优越的有产者,当然可以“何不食肉糜”​的​说“安乐死”是一种文明。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是阳光和美好的,是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

但在倡导自己所推崇的理念之时,为什么不去俯下身去,去看看那些在泥潭中挣扎的生命呢?当安乐死合法化,或许他们连在泥潭中挣扎的资格都会不复存在。

正如罗兰所说:“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爱它。”

只有勇敢活着的,直面苦难的,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勇士;只有付出劳动的,热爱生活的,才拥有着真正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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